学习新中国史（四） 新中国农民阅读史（1949—1966）
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早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949年6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又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不遗余力地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提升农民的阅读能力，以达到使之更好地参与新中国伟大建设事业中来的目的。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阅读的基本背景
新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基础之上建立，不仅经济基础薄弱、基本建设落后，而且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很低，当时农村人口与阅读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农村人口众多，占全国人口比例很高。1952年全国总人口5748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5031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87.54%，到1965年，全国人口增长到72538万人，农村人口也增长到了59493万人，农村人口比例仍占82.02%。二是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不识字的人占绝对多数，基本没有阅读能力。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全国总人口中80%以上为文盲，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可以说当时的农村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如山西农村630万文盲，90%以上的干部群众是文盲。如北京郊区农民有90%以上为文盲或半文盲。另据西北新闻出版局1953年所作的《蓝田调查报告》，蓝田县2个区、2个乡、2个村的各级干部文化是：县级干部，高中程度占16%，初中占54%，高小占30%；区级干部高中程度占11%，初中占64%，高小占23%，不识字的占2%；乡干部初中占32%，小学占59%，不识字占8%；村干部大部分为初小，占52%，高小占14%，不识字占32%。农民中不识字者占80%-85%。“这次调查的地区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一般农村的文化状况当比这为差”。三是农村的阅读设施基本处于空白。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只有55个，到1965年增加到了562个，如此少的数量，不要说农村居民无法使用公共图书馆，就是全国2000多个县城居民也难以普遍享有公共图书馆。同时，图书发行网点的数量也不足，1950年，全国国营图书发行网点742个，且主要在大中城市，民营的图书发行网点也没有深入到农村。1965年，全国国营图书发行网点增加到3911个，多数县城有了新华书店的网点，并且供销社、商业部门售书点也增加到48287个，但是也只能延伸到乡镇一级，广袤的农村仍然空白，离城镇远的乡村农民看书更是难事。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农民既没有能力看书，也没有条件看书。要建设新中国，不解放农民生产力，不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不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与技能，一切都无从谈起。
二、开展与普及农民阅读的主要做法
（一）开展扫盲运动与识字运动
教育农民，首先从识字开始。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对普通群众的宣传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就在许多苏区和根据地开展过扫盲与识字运动，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提升其阅读能力。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时特别提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百废待兴的建设局面，没有忘记之前的承诺，把扫盲当作一项事关全局的、事关长远的工作，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持之以恒地推动，很快就改变了2000多年来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的历史，改变了农民不能读书的历史。
1.中共中央发布系列指示，指导识字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识字运动在各地已经陆续开始，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的识字运动，195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同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扫除文盲运动的补充指示》，向全国发出了扫除文盲的动员令，从此识字、扫盲成为全国各行各业普遍开展的一场社会运动，也是一场全民战争。在经过几年的运动之后，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对进一步开展扫盲运动做出全面部署。此外，中央还批转或转发过华北局、教育部党组等有关识字扫盲的报告，由此构成党和政府指导开展识字与扫盲运动的总体部署。
20世纪50年代，扫盲班在地里进行扫盲教学
中央认为，从工农兵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是我们的国家实行经济建设与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开展识字运动，完全符合国家和劳动人民的需要的，是正确的。各地党委应将开展扫盲运动，作为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并应以领导历次革命政治运动的精神，来领导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运动，以期在今后五年至十年内达到扫除全国文盲之目的。为了真正落实识字的要求，中央文件对不同群体的学习还作出了细致的规定：如工人在能维持原有生产水平的条件下分批分期地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将每日生产时间缩短两小时，再加每日业余时间两小时（在此时间内，停止一切不重要的会议与其他学习），每日集中学习文化四小时；农民主要是集中使用冬闲时期，每日以整日或半日时间突击学习。城市劳动人民的扫盲，可采取分期集中学习和业余学习相结合的方式，由各地扫盲协会、文化馆、成人业余学校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房屋和设备组织教学。
识字扫盲运动的整体目标是：从1952年冬1953年春开始，争取在两年内扫除各级机关团体的工农干部中的文盲，在三四年内扫除全体产业工人中的文盲，在六七年内扫除全国青壮年农民和行业工人的文盲，务求在十年内将全国文盲全部扫除。
关于识字或者说脱盲的标准，1952年中央的指示提出：认字2000个左右，阅读最通俗的书报，写二三百字的信件文稿。1956年1月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请示》，对这一标准又有微调：关于识字标准，建议工人为2000个左右，农民为1500个左右。教育部认为，识了1000个字左右就可以看通俗书报，写简单的便条，记简单的账。因此规定农民识字标准1500个并不算低。
2.建立各级组织机构，领导识字运动
为了有效地领导扫盲运动，中央决定：从中央到县均设立扫除文盲委员会。其成员应包括党委、政府、工会、妇联、青年团、农会等部门，以及教育、文化、出版、报纸、广播等部门的代表。扫盲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决定扫盲运动的方针和计划，指导与组织政府文教及工、农、青、妇各有关方面有计划地配合进行；计划教材读物与宣传工具的供应；计划识字教师的训练与调配；规定经费开支标准与预算；筹划与调配为扫盲所需要的房屋和设备；进行工作检查，总结与推广教学经验，及时纠正偏差等。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扫盲委员会编制问题的指示》，同意各级扫盲委员会的编制列入行政编制。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兼党组书记）、林汉达、祁建华为副主任委员。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经政务院批准1953年起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与教育部合署办公，1954年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正式合并于教育部。按照中央的要求，各省市区县都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各地的扫盲运动。
1953年11月，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规定：扫盲标准根据干部、工人、农民不同对象有不同要求，干部和工人认识2000个常用字，城市劳动人民认识1500个常用字，农民认识1000个常用字。参加扫盲培训班的人员要经过考试，内容包括识字、阅读、写作，识字要达到课本生字60%以上，阅读要能流利阅读所有课本的最后一册，考试合格为非文盲。
1956年3月，为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参与扫盲活动，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在北京成立，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担任会长，吴玉章、林枫、张奚若、胡耀邦、董纯才为副会长。大会通过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章程》、省、市、县、乡（村）、街道均设立相应组织，县以上扫除文盲协会可成立办事机构，设专职人员，经费由政府预算支出。1958年扫盲协会停止活动。
全国性的扫盲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运动”，“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大革命”，这场运动不仅需要全民的参与，还需要全社会力量共同发力，建立从上到下的各级扫盲工作委员会以及扫盲协会，其目的都是动员各级政府、社会各个方面都要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使这场运动有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全国性的扫盲，不仅是一场文化革命，还是一场政治任务。党中央多次发文，毛泽东持续关注并多次作出批示、指示，使这一场运动具有了极强的政治属性。如1955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再如1956年1月正式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不仅收入了毛泽东为这部书写的序言，还收入了43篇按语（毛泽东在编辑这本书时写了104篇按语），其中第38篇按语是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写的，对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予以肯定，并对结合实际分阶段编辑识字课本提出了具体建议。正是由于把扫盲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各级党委政府才能以更高的热情、更大的力度予以推动，使扫盲运动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3.推荐识字法，编写识字课本，辅导识字运动
要让不识字的人在短时间内认识一定数量的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帮助人们尽快脱盲，各地创造了许多的学习方法，编写了许多各具特色的识字课本。
推广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是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军文化教员祁建华在1950年试验成功一种新型快速的扫盲识字法。运用此法在150小时左右的教学时间内，可使一般文盲和识字不多的人初步会认、会讲1500—2000个汉字（离开注音符号），然后通过阅读、写作，逐渐巩固与熟练所识的字，达到“四会”（认、讲、写、用）的目的，求得能阅读通俗读物，写简单的应用文，基本上完成消除文盲的任务。
祁建华（左）帮助行军的战士学习注音字母
祁建华速成识字法，首先在部队和工厂进行实验。1951年西南军区先后开办了87个实验班，在12657个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和3030个文化教员中试验有效。在第二期实验班中，经过3天教学，原本平均识字1009个的73人提高到平均初步识字2327个，每人粗读了30本通俗读物、32份报纸，写信22篇，效果非常明显。
由于识字效果显著，1952年中共中央把速成识字法作为重要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广，各地也普遍运用此法开展识字运动。
编写识字读物。中央对识字课本与相关读物的编写出版很重视，在《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中，对各部门在教材、读物与教学工具编印制发中的职责作出明确的分工：教育部即协同总工会文教部门等有关方面，集中力量编审教材、教师手册及速成识字的教学工具（如挂图、字片等）。出版总署应即组织各方面人力，分工编印大量通俗书刊。文化部应定出幻灯片机的生产供应计划。电影局应定出速成识字法教育片的摄制与供应计划。广播局应定出灌片广播供应计划。工会、青年团、妇联、合作社及各地文教机关均应根据需要，有计划地配合工作，以保证扫盲运动展开后教材与教学工具的供应。全国的工农报纸及通俗刊物，均应立即配合这一运动做必要的布置，使这些通俗报刊成为工农在识字以后巩固其学习成果，并进一步提高文化与政治的读物。
在整个识字运动过程中，许多出版社出版了类型丰富的识字课本，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6月出版的《民校识字课本》，华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11月出版的《广州音农民速成识字课本》，东北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速成识字课本》，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速成识字手册》，青年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介绍速成识字法》，以及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的《昔阳县农民识字课本注音本》等。
识字运动的广泛开展，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脱盲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截止到1956年，全国近一亿人脱盲。到1964年，全国6岁及以上的55542万人中，识字人口已经达到了2.4亿，识字人口比例已经提高到44%，其中农民占多数。农民识字人口的大大增加，是对几千年来农村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再造，是塑造新型农民的前提，为随后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农村各项运动奠定了基础，也是农民自主阅读的前提。
（二）建立农村图书室
农村图书室的建立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东北地区，是作为书刊发行工作的一部分，由新华书店指导支持建立的。1949年10月6日，东北新华书店经理李文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向大会汇报东北新华书店的工作时说：东北发行工作，在大城市未接收以前，乡村发行是重要的工作。新华书店的支店“帮助农会建立小型图书室，小的支店以下乡为主，中等县支店采取城乡兼顾方针，每月有一两次抽人下乡。有的城市设立了阅览室，作为城市文化活动的中心”。1950年9月19日，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发行组组长王益在介绍全国一年来书刊发行工作的概况时说：农村流动工作，在老解放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北去年成立了4937个农村小图书室，这些图书室有的备有几万元钱（旧币）的书，有的甚至买了几十万元钱的书。这些图书室正在整理巩固中。同时山东也开始建立农村图书室。出版总署总结并推广了这种做法，“规定深入工厂、农村普遍建立图书室工作是出版发行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到1952年8月，全国已经建立图书室30000个以上，一部分是部队、工厂图书室，大部分是农村图书室。图书室的建立“大大受到了农民的欢迎。有许多地区在开馆的第一天，张灯结彩，放鞭炮庆贺”。中南金溪乡图书室开放的第一天，有百多个农民来看书，3天内借出书刊80多册。河北昌黎指挥村图书室，一个月借书达750次。有的农民书不离手，抗旱抢种、下地送粪时也带着书看，叫作“生产学习两加工”。
《美帝怎样侵略中国》图书内页
农村图书室的建立，激发了农民阅读的积极性，河北定县翟城村，“在短短的一个半月中，翟城村图书馆已做出很大成绩。从图书的借阅情况方面看：全部280种图书（每种只一本）先后已经有286人借阅，占全村识字人数的40%强，其中男214人，女72人。60多岁的老农民韩俊德、秦志聚戴上花镜看《美帝怎样侵略中国》和《新婚姻法》。上过四年民校的家庭妇女张焕成、秦春义、米庆和借《妇婴卫生》看。六岁没入学的孩子米虎儿、徐希庆看连环画《百万雄师渡长江》。这种情形确是农村数千年来所没有过的。”再如河北涉县原曲村图书室开放以后，年老的来看挂图，年小的看画报，民校的男女学员多来借书，人来人往，拥挤得很。据1951年2月7日至21日半个月的统计：参观的每天有200多人，每日平均有13个人借书。到了农忙时，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很多。从10月10日到29日的19天内，借书的有49人，阅读的170多人。当展览“幸福的孩子”的画片时，白天的参观人数达到了466人；到了黄昏，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参观，人数就增加到1264人。图书室成立9个月，借书的就有735人（内有妇女82人），参观的有4964人。根据调查，只要图书适合群众需要，群众是很爱看的。如《农村应用文》借出过8次，《李自成故事》13次，《梁山伯祝英台》5次，《王贵与李香香》28次，《看图识字》111次。因此可见，农民的阅读热情高涨，农村图书室在满足农民阅读需求方面担负起了重要的责任。
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很快发展起来，1955年7月，毛泽东做了《农业合作化的报告》，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956年2月，文化部先后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有关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开展农村文化的联合通知，要求建立农村图书室等。
1958年“大跃进”把农村图书室的建设推向高潮，如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1957年全镇有图书室13个，1960年增加到26个。如云南永仁县的农村图书室由原来的18个增加到1958年的164个，如四川南充1956年，为适应农业合作化需要，各区由单纯图书室变成农村俱乐部，到11月农村图书室发展至195个，有图书24019册，形成农村图书网点，至1957年农村图书室发展至203个。农业合作化以后，图书室一般都设在农业社内，受俱乐部领导。1958年8月，四川省文化局在南充召开农村文化工作现场会，当时农村图书室已激增至653个，除公社和大队一级的图书室外，其余全部建立在公共食堂。1956年新华社发布新闻说：上海市已经建立140多个农村图书室，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春节期间建立的。春节期间，这些图书室已经接待了大部分来自附近的农民读者。上海市文化局已经在郊区农民中训练了200多个图书室管理员。据不完全统计，到1958年7月，全国有农村图书室约20万个，其中藏书少的有二三百册，最多的达三四千册。
1961年以后，由于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村图书室陆续减少，“文革”开始以后，基本停止了。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后，一些地方农村图书室陆续重建。
在农村图书室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个别地方也曾出现过不顾农民意愿，盲目发展图书室或配送不适合农民阅读的情况，1953年6月，出版总署就曾通报了山东新华书店昌南支店盲目发展农村图书室和专业发行员造成严重恶果的情况。提出：由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和新华书店去建立农村图书室和主动发书的工作，应该停止进行。农村建立图书室应该出于群众自愿，向书店购书也应出于自愿，不得借建立农村图书室为名，向农民群众摊款派书。
在农村广泛建立图书室，在中国没有历史经验可循，对国外如何建设，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参照，因此整个建设、管理工作都存在许多不足。1958年7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大力加强和改进农村图书室的工作》的评论员文章，从4个方面总结了农村图书室存在的缺点与问题：一是图书副本多，内容陈旧，又未能定期购买新书；二是管理工作较差，丢失图书的现象严重；三是没有很好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办理图书室；四是县图书馆和文化宫对农村图书室的辅导和图书流通工作没有大力开展。
现在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农村普遍建立图书室，虽然其愿望是好的，但是由于国家没有统一规划与部署，特别是各级政府也没有财政资金的投入，使得图书室的建设与生存存在困难，农村图书室的图书或靠企业捐赠，或靠农村自购，或靠农民购买，如湖南双峰白石乡农民“每月保证多打一双草鞋，卖出钱来买书看”，有的地区号召“百元运动”（每人每月捐100元），有的地区农民自愿认捐等，导致图书室图书数量多少不一，且许多图书室更新缓慢，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失去了吸引力。另外，图书室的管理机制也没有形成，所以没有坚持下来。当时也曾经提出市、县图书馆和文化宫也应把农村图书室作为流通据点，要根据勤俭节约的原则，很好地选购适合农民需要的图书，但是县图书馆、文化宫可用于购买图书的经费同样拮据，帮助农村图书室购书实际上也难以落实。所以1960年前后，伴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出现，农村图书室也逐渐停止。
早期农村图书室的建立，是新中国在农村建设阅读基础设施的一次探索与尝试。这次活动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推广普及于新中国成立伊始，结束于“文革”开始。整个时间持续十六七年。这项工作是政府号召（出版总署）与推动，其他社会组织（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配合，企业（新华书店）与农村建设，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组织再造与重构的大势，配合了在农村开展的各项宣传教育活动与政治运动，在引导与鼓励农民阅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次农村图书室的建设实践也为后来农家书屋的建设提供了历史的经验。
（三）组织农村出版物的出版与发行
面对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这样一个现实，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说：“书刊的发行工作应当充分改善，以改变目前广大人民得不到读物的现象。国营的新华书店应从速完成其全国分支店的统一经营。国营书店应团结与组织一切私营的书店（包括代售书刊的摊贩小贩），共同把书刊发行工作做好，并逐渐在工厂、矿山、农村、部队、学校、机关中设立各种书刊代售代订处、书亭、书摊、图书室和流动的书刊供应组织等。”但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基层非常薄弱，不仅广大农村图书发行网点几乎为零，所有图书创作的对象也是面向市民而非农民，适合农民阅读的图书几乎也是零。要满足农民图书阅读的需要，也要两手抓，抓两手，即一手是编写、出版适合农民、农村需求的书报刊，另一手是设法使书报刊能够顺畅地送达农民手中。
1.建立面向农村与农民的书刊出版机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在出版机构设立问题上是有总体布局的，即按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分布建立专业性和区域性的出版机构。面向农村的图书出版机构建设，也在总体布局当中。1951年中央曾经拟定了《关于加强工农读物出版工作的决定（草案）》，提出各省必须出版以农民为对象的通俗报纸，各大区创办通俗期刊，给工厂和农村宣传人员阅读，中央和各大区人民出版社，要设立管理通俗图书期刊的部门，或专门的出版社，出版通俗图书。虽然这一草案未见正式发布，但是其后农村图书出版工作基本上遵照这个文件的精神开展的。1966年之前成立的面向农民的出版机构主要有：
一是通俗读物出版社。1953年10月出版总署党组小组给习仲勋、胡乔木及中宣部上报了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的请示报告，陈述了设立通俗读物出版社的理由，提出了通俗读物出版社的方针、任务及内设部门，对与其他出版社关系也做了划分。12月8日，经毛泽东、刘少奇、习仲勋、凯丰、胡乔木等阅批，中宣部向全国发出关于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决定，规定通俗读物出版社的方针是：以识字2000以上（即完成扫盲识字学习）到初中程度的工农兵及基层干部为主要读者，编辑出版社会科学常识的书刊（即《学习初级版》），通俗系统的时事政治和政策法令的书刊（即时事手册），语文史地自然常识、文艺等通俗书籍。由毛泽东等众多中央领导签发一个出版社成立的决定，可见这个出版社不一般。
通俗读物出版社的读者对象是工农兵，农民读者是重要的服务群体。出版总署党组小组在给中宣部的报告中，专门附了一份《通俗书籍的需要和出版情况》，对工人、农民、解放军三个读者群体进行了分析，其中农村读者，主要包括农民、农村干部和农村教员学生，并且以华北新华书店任丘支店的读者购书情况分析为例，强调农村教员学生对工具书和教学参考书的普遍需要。1953—1958年，通俗读物出版社共编辑出版各类通俗读物（包括一小部分画册、连环画）1700多种，是当时全国出书最多的出版社之一。这些图书，少的印几万册，多的印几十万册，最多的达百万册，甚至几百万册。1958年，通俗读物出版社并入人民出版社，成为几个编辑部。1963年8月，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以人民出版社通俗读物编辑部为基础，又成立了农村读物出版社，担负起面向农村的图书出版工作，“文革”期间，农村读物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人员下放干校，出版社停止了工作。“文革”后复建，1993年与农业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出版社。
二是成立农业出版社和科学普及出版社。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涉及对农民的宣传、组织等工作。毛泽东特别关注对农民的教育组织工作，195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对加强农民读物出版工作作出指示，中宣部召集有关方面进行传达和研究。1956年1月，文化部给中央递交了关于加强农民通俗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为了加强农民读物的出版力量，成立农业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以及成立少年儿童出版社。将原公私合营的财政经济出版社改组为农业出版社，由农业部直接领导，出版农业科学技术与农业经济书籍；以原科学普及协会的编辑出版机构为基础组建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的书籍图画；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出版适合农村少年儿童阅读的书籍图画。
为了使新建立的面向农业的出版机构有足够的合格编辑出版人员，文化部还提出：“请中央统一调配有农村工作经验并有一定编辑能力的干部20名，分别担任新成立和应该加强的几个出版社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和各编辑部主任。同时希望国务院所属各业务部门注意充实所属出版社的通俗书籍的编辑干部。”
随着通俗读物出版社、农业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相继建立，农村读物的编辑出版力量壮大起来，如通俗读物出版社初建时拟定200个人的编制，但是到1955年已经达到240人，其他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人员也得到加强。
在北京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之前，湖南1951年成立了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辽宁1952年成立了辽东通俗读物出版社，共同参与面向工农兵的通俗读物出版，由此构成了专业的农业农村出版机构。
面向农村、农业与农民的专业出版机构的建立，为农业农村读物的出版提供了专业的力量，为农民阅读提供了专门的出版物，构成了中国农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青年
2.组织面向农民的通俗读物、农村读物出版
农民阅读既有大众阅读的一般特征，也有与其职业紧密相关的专业特征，特别是在经济社会不发达，城乡差距较大的时代，专业特征更加明显，其主要表现是：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通俗读物的需求高于城市；阅读是生产需要，还没有达到生活需要的境界，阅读更多的是为农村农业生产服务，而非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丰富精神需求。因此，满足这两种特征，适合农民文化水平与生产需要的书刊出版，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出版活动。
适合农民文化水平的首先是通俗读物的出版。但通俗读物的出版不仅仅是满足农民的需要，还有大量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战士等，早在1951年，中宣部就召开了通俗报刊图书出版工作会议，部署通俗读物出版工作，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出版通俗出版物，满足群众需求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通俗工作是我们国家的大工作，大家应当努力做这工作”。1956年，文化部党组给中宣部和中央写请示报告，提出全面规划农民通俗读物出版，包括编辑出版供应扫盲毕业学员学习的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常识、自然常识、卫生常识等六种课本形式的基本读物；编辑出版10套供农民阅读的通俗小丛书；编选通俗文库100本至200本；编绘出版若干套基本知识挂图；编辑扫盲课本；改造《农村青年》《连环画报》等杂志，增强了面向农民的专业特色。在政府部门的总体规划与出版单位的积极参与下，农村读物的出版很快见到了成效，1958年，全国出版通俗读物达到了12299种，455484千册的历史性高位。1959年以后，农村读物出版数量虽有所减少，但是1960年仍然出版4688种，125192千册，约占当年全国图书出版品种的1/6，印数的1/4。
在通俗读物出版当中，通俗丛书、文库受到格外关注，各地出版的通俗丛书类型很多，综合性的丛书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农村青年知识丛书》等，政治经济类的丛书如：通俗读物出版社的《政治经济学通俗丛书》、农业出版社的《人民公社小丛书》等，文学艺术类如：音乐出版社的《通俗音乐小丛书》、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群众美术文库等》，此外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儿童读物等各方面都有一些丛书出版。在文库的出版当中，有两套文库特别引人注目，一套是《工农通俗文库》，一套是《工农百科知识文库》，这两套文库是文化部1960年提出的，作为出版业支援农业的重要措施，《工农通俗文库》委托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实施，《工农百科知识文库》委托中央一级出版社实施。
通俗音乐小丛书：怎样弹三弦
《工农通俗文库》部分图书
中央对农民读书问题的关注是持续的，1964年1月14日至31日，文化部召开了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农村读物出版工作的11项措施，包括制定出书规划、充实农村读物出版社编辑骨干力量、降低农村读物售价等。1965年5月20日至6月8日，文化部又召开了全国农村图书发行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农村读物发行工作的4项措施，包括大力整顿队伍，抓好供应、渠道和据点，疏通图书下乡渠道等。1965年8月，文化部出版局还组织相关出版社、印刷公司、新华书店研究，共同出版“农村版图书”，并在1965年选拔第一批14种“农村版图书”，包括《红岩》《艳阳天》等文学图书，也包括《农村实用手册》《怎样使用农药》等农村实用图书，这些图书“定价采取只收回印制成本等办法予以大幅度降低，允许稍赔一点。”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的阅读。
3.建立辐射农村的基层发行网络
中央认为：“加强通俗书报在农村中的发行工作，是加强整个农村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认识发行工作是党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如何实现把书报刊发行到幅员广阔、人员分散的农村是一个历史性难题，也是农业国普遍性的难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把图书发行网络延伸至乡村去的途径，包括建立农村图书室、发行站等，以期建设辐射乡村的出版物发行体系。
建立全国报纸书刊发行网。1951年政务院通过了《建立全国报纸书刊发行网的决定》，提出：认真动员与组织国家的与社会的各种发行力量，迅速地建立全国的广大规模的报纸书刊发行网。政务院要求邮电部、铁道部、交通部、文化部、出版总署、合作总社等机关责成所属的邮电局、铁路局、文化馆（站）、报社、新华书店、合作社等，并组织其他社会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工厂、矿山、农村、部队、机关、团体、学校、车站、列车、职工生活供应站、轮船，设置报亭、书亭、文化供应站、发行站和专业的发行员或非专业的推销员，经常发卖报纸书刊。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建立覆盖全国、包括农村书刊发行网络的总要求总部署。此后，全国书刊发行网络进一步普及，对书刊发行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要真正建立起辐射广大农村的发行网络，其难度是巨大的，广大农村居民购买书刊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利用农村供销社建立售书点。1954年农业合作化进入第二阶段，对农村书刊发行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是仅仅依靠新华书店系统，难以有效覆盖和有效延伸至广大农村地区，为此1956年1月23日，文化部党组就加强农民通俗读物出版发行工作向中宣部并中央发出请示报告，提出：在发行方面已经与供销合作总社商定，从1956年起，在2万多个基层供销社常年卖书，其预定目标是全年销售图书3.7亿册。随后，文化部、供销合作总社就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发布了联合指示，并制定了供销社担负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实施办法，对新华书店给供销社的批发折扣、供销社退货率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把供销社网点纳入农村图书发行体系中来。
供销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随之成立，其主要的职责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解决农民问题。1954年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供销合作社系统，面向农村销售各种生活用品和农业物资。1956年文化部、供销合作总社联合指示要求，除少数民族地区外，所有基层供销社都要增加图书发行业务，在基层社领导的文化用品商店内，必须经营书籍。在两个机构的推动下，供销社售书点迅速增加，到1956年6月底，仅仅半年的时间，全国农村供销社已经有22784个机构卖书了，到1965年，全国供销社、商业部门售书点增加到了48287个，成为农村图书发行的重要网点。
普遍建立县级新华书店网点，开展流动售书服务。在依托供销社扩大农村图书发行网点的同时，新华书店也在设法依靠自身力量，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到1956年上半年，新华书店在全国各县都建立了支店，各县级支店配备面向农村发行的流动供应人员，为农村提供流动售书工作。1956年，全国流动图书供应人员在4000人左右。此外县级新华书店还帮助农业合作社建立和巩固农村图书室等，以此提高农村图书发行能力。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文革”前，逐步形成了“专、兼、群”三结合的农村图书发行网，所谓“专”，以专业的新华书店为基干，所谓的“兼”，以兼营图书的供销社为助手，所谓的“群”，以农村中一切可以利用的群众性的业余发行力量为依托。三结合的农村图书发行网，是中国特色的图书发行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力地保障了农村居民对图书的购买，成为农民阅读的基础设施之一。
（四）开展全国读书活动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曾经搞过一次全国读书运动，“但是由于战事的不断，政治的腐败，军事的无能，经济的崩溃，这一过程被不断打乱，读书运动未能得以持续和有效地落实。”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要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是重要的途径之一，而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组织好农民阅读则是重中之重。
1950年10月，出版总署发布了《第一届出版会议五项决议》，明确提出：“协助工厂、矿山、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建立图书馆、阅览室、读书会、书报供应站等，以开展读书活动。”1950年12月，出版总署又发出了关于开展读书运动举办廉价书刊供应的通报，新华书店制订了开展读书运动发行廉价书刊的计划，从1950年冬季起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推进工农兵群众的读书运动。为了组织和推动干部学习，特拨出一部分经费，由新华书店定印《毛泽东选集》77420部，“通俗读物”300种，20000套（600万册），以配售的方式半价发售给工农兵图书室。1951年9月，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特别提到为“指导读书运动”，准备出版《图书评论》期刊，并向农村、工厂、矿山扩展发行网等。同年12月29日，出版总署发出了关于印行1952年读书运动丛书及建立图书室办法给新华书店总店的指示，提出1952年读书运动丛书分为工人、农民、部队三种，工人印1万套，部队印2万套，农民印4万套，共7万套，为读书运动提供图书。
这次全国范围的读书运动，其重点是工农兵，也就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中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虽然涵盖的读者较多，但是与后来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不同，仍然是针对特定群体的阅读活动，还达不到全民的范畴。这次全国读书运动由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倡导并辅以一定的政策，对推动阅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构成了新中国初期农民阅读的一部分。但是限于当时国家物力财力有限，限于对阅读工作的认识不高，全国读书运动没有能够坚持下来，没有普及下去。